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用户名: 密码:
  • 网站首页
  • 文化中国
  • 诗歌高地
  • 小说• 散文
  • 理论在场
  • 好诗赏评
  • 图书出版
  • 字画收藏
  • • 中国东方作家创作中心
  • 留言反馈
  • 联系我们
  • 您的位置:首页 >> 诗歌高地 >>  新诗 >> 于坚:嘲讽诗人前,你究竟对诗懂多少?
    于坚:嘲讽诗人前,你究竟对诗懂多少?
    • 作者:于坚 更新时间:2014-08-27 03:00:51 来源:东方文学网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2828
    [导读]征得于坚先生同意,刊发此文!



    8月18日,“南方国际文学周”期间,中国诗人于坚与张清华、韩国诗人李晟馥就“诗歌的身份”对话。与李晟馥的对话让于坚有所得,“对诗人而言,旅行或同人交流,都是让你某种经验复活。像是瞬间照亮了你生活中的黑暗部分,这些东西可能正是你早已遗忘的。”

    在于坚看来,诗歌是与神明对话。这时,李晟馥也提到“接神”二字,这让于坚为之一振。“这个词本身有一种我们早已遗忘的意识,传统中国在很多节日仪式中有这样的内容。在云南,一些部落直到现在每年春天都会有隆重的仪式将神接到自己的村庄。”

    这些突然被照亮的经验是于坚的重要诗歌经验。对谈之后,于坚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古体诗与新诗“各美其美”

    南都:在跟李晟馥对话时,你也聊到最近周啸天获鲁迅文学奖的事。你怎么看古体诗,怎么看它在现代社会的位置?

    于坚:我认为现在在谈论古体诗和新诗时有一个误区:总认为非此即彼。写古体诗的人总否定新诗;写新诗的人也总在否定古体诗。完全没必要这样。

    新诗诞生于“五四”时期兴起的语言革命,后来历经革命、战争,应该说,新诗诗人遭遇的灾难比古体诗的诗人要更大,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新诗诗人在历次运动中都是最早受冲击的。但为什么到今天依然有那么多人在写新诗?而且取得了这样的成果?它肯定有自己的道理和合法性的存在。

    反过来说,古体诗在经历“五四”那么激烈的文学革命后,它到今天依然存在,自然也有其道理。所以我觉得简单地用一个词去肯定或否定新诗或古体诗,都是不应该的。相反,我们应该把这两批人看作是两个不同的人群,两种跟神明沟通的方式,就像费孝通讲的“各美其美”。

    南都:但是像这种比较主流的文学奖能够颁给古体诗,这些年来真的很少见。

    于坚:主流的文学奖为什么颁给新诗?首先是因为新诗的影响。孔子说过“兴观群怨”,新诗在“群”上,比起古体诗,有更广泛的共享范围,能被更多人所接受。

    之前在一个讲座上,一些写古体诗的人跟我说到古体诗(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无解,想要当代中国诗歌走向世界,只可能是新诗。因为世界对古体诗的接受,永远是李白杜甫,现代的古体诗根本不可能超过他们。所以你看,现在国外翻译得最多的还是新诗。

    自由体的新诗是世界诗歌的潮流。毕竟我们今天已经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诗人也必须改变,你必须得有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和神明对话。与神明的对话,是诗主要的诉求,它的内核一样,但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诗经》时代的诗人看了七律诗,他也看不懂,或者根本不认为是诗。现在也是如此,主流奖项颁给新诗,并不是人为的决定,而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诗歌不需要就事论事

    南都:周啸天引发争议的一个点,就是他把现代的元素放到古诗里面,比如“超女”,但他糅合得并不是非常的好。

    于坚:读者习惯的古体诗有自己的一套程序,而且已经达到了某种写作的局限。就像中国画一样,过去那些伟大的画家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无论是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相对固定。如果你在山水画里面画摩天大楼,就不像是中国山水画了。你所谓任何的另辟蹊径,都会显得非常幼稚。

    古体诗也是如此,你用古体诗来写当今社会的事情,总会让人有种顺口溜的感觉。而且古体诗歌某些特性,诸如用很少的语词,有固定的平仄押韵,在表达当今社会时,已经有很大的局限。白话诗并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存在的,这种经验早就存在于文明之中,但它必须要到这个时代才能醒过来。

    诗并不是就事论事,不是像新闻或者段子之类的东西,你不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寻得某种感悟,因为日常生活可以是“有”,但是语言最后抵达的实际上是“无”。写作要从日常出发,但它最终抵达的应该是超越日常的。

    南都:但实际上,现在的诗人也早已发生分化。你们这个世代的诗人,与很多年轻诗人的书写内容和方式存在很大不同。哪一种更能说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当下”呢?

    于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八十年代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断裂?是因为“文革”。“文革”使那
    一代中国人处于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中。“文革”之后,这种压力得到释放,这也直接导致当时写作的氛围更有历史感。因为那是一个从不正常走向正常的过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是与世界高度同步的,你很难想象,当时最红的明星是像李泽厚、朱光潜这样的人,大家见面聊的都是萨特。但九十年代之后,所有这一切都被打入冷宫,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开始出现。这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断裂。

    我们这一代诗人的知识谱系和年青一代诗人的知识谱系是不一样的。但你要注意的是,这仅仅是在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局面。我这次跟李晟馥对话,他谈到《诗经》,他认为《诗经》是最高之诗,我们又聊到《蒹葭》。像这样的谈话,在我参加过的国际文学节中是非常普遍的,它实际是一种“谈史”,我们会聊到《诗经》,会聊到荷马、萨特。但在国内,我有时也听一些年轻朋友问我说:你的诗动不动就说荷马如何如何,是不是太做作了?

    新诗的门槛提高了

    南都:这实际还是时代变化的结果?

    于坚:正因为近四十年来,我们将文化视为是社会发展的附庸,所以年青一代肯定是无法深入到当下现实中的,我最近看一个上世纪60年代法国女作家的中篇小说,叫《地下时光》,写的是一个公司的高管,从得意到不得意,最后被公司赶走的一个过程。这是一本让我感触颇深的小说,但它是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所以中国的现状,绝不表明其他国家地区的文学和生活也没有关系了,这一点必须清楚。也正因为此,我认为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文化复兴———重新认识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它说到底是一种世界观,是最根本的东西。过去我们非常重视,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迷失了,把文化当作是贴在墙上的墙纸。

    南都:回到周啸天这件事,很多人可能不读诗,但他们似乎对诗歌还是有一个标准,或者说,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于坚:现代社会是一个对专业有很高要求的社会。但我觉得中国却是一个业余社会。只有业余社会才会出现说:那个人写了四十年的诗,而你只是偶尔读些诗,你就敢去批评这个人。这也是中国文化最糟糕的一面,很少有人认真地想一想究竟是为什么。

    我觉得对诗的批评,说到底是读者的问题,不是诗人的问题。在当今中国,无论是新诗诗人还是古体诗诗人,他还能坚持写作,坚持这样一件完全“无用”的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说仅仅是这种生活态度,就应该令人肃然起敬。

    在汉语这个环境中,任何人年轻时都有可能会来几笔,这并不奇怪,但如果这个人坚持到了六十岁,他还在写,那肯定是因为他在汉语这种语言中找到了令他迷恋,值得跟随的东西。我想在任何人嘲讽一个诗人之前,都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而且你也不能仅仅通过报纸上出现的一首诗来评判,一个诗人不是仅仅只有一首诗,他可能有成百上千首诗。你可以说某首诗不好,但不要因此就否定掉这个诗人。

    说到底,经过一百年,新诗的门槛也不像读者想的那么低了。我们这些人写了四十年,唯一做的就是提高了新诗的门槛。
    【免责声明:本站所发表的文章,较少部分来源于各相关媒体或者网络,内容仅供参阅,与本站立场无关。如有不符合事实,或影响到您利益的文章,请及时告知,本站立即删除。谢谢监督。】
    发表评论
    * 评论内容:
    * 您的大名: * 您的email:
     
    发表评论须知:
    一、所发文章必须遵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二、严禁发布供求代理信息、公司介绍、产品信息等广告宣传信息;
    三、严禁恶意重复发帖;
    四、严禁对个人、实体、民族、国家等进行漫骂、污蔑、诽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