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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德海:南有樛木
    • 作者:黄德海 更新时间:2018-09-17 09:24:39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1402

    我没有去过陕西,只在飞机上囫囵看过一次,除偶尔闪现的苍苍林木和黄绿色庄稼,目力所及是大片大片裸露的土地和植被不均的山,不免让人想起《诗经·王风》的“扬之水,不流束薪”,想起“中谷有蓷,暵其干矣”。那漂不起一捆柴禾的贫瘠河流,那在久旱不雨中渐渐枯槁的益母草,不正是当年周的辖地内尘土飞扬的日常?即便是其间生机活跃的一端,有的也不过是普通家禽家畜,“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周之始祖经过不断的游牧和迁徙,终于定居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其地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食的问题。据说最初“周”字的写法,正是上田下口,这块生养他们的土地,理所当然地被称作周原,《大雅·绵》所谓“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地里产的苦菜都能生出甜味。然而,关中毕竟处秦岭以北,雨季集中而短促,冬季则易结冰,庄稼不能一年收两季三季,也并不总是风调雨顺,时不时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的大旱年岁,免不了“天降丧乱,饥馑荐臻”的感叹。

    先天地理条件有足有不足,人必须以辛劳填补所缺,或许这正是周之建国者谆谆叮嘱后辈“无逸”,不可“乃逸乃谚”的原因。那时人们知道,必须择良种,除杂草,遍地种植,舂米簸糠,勤恳地于其中经之营之,“茀厥丰草,种之黄茂”,“恒之秬秠”,“恒之穈芑”,“或舂或揄,或簸或蹂”,才可能有“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的丰收景象,稍稍逸豫,饥馑将影子般尾随而至。

    R.H.罗维《初民社会》中讲到,非洲通加人的国王,有位负有特殊责任的传令官,“他的职责是在每日早晨站在王宫大门前,高声赞颂国王先祖的伟业,而继之以责骂现任国王的无能失德”。这个看起来姿态奇特的传令官,颇有些像《诗经》隐含的写作者,不管是美是刺,仿佛都领受着天边的第一缕晨光,对着世界说出那言辞中的城邦。人们可以用此城邦对照现实,小心翼翼地去完善那些不足的地方。我有时候想,有周一代的鼎盛期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政治的理想,或许就跟他们宽仁大度的善于聆听有关。及至厉王止谤,放逐于彘,周朝的黄金时代,也就渐渐收起了帷幕。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那时从善如流的周正蒸蒸日上,东灭商,南拓土,一路势如破竹,正是《大雅·召旻》描述的情形,“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没用多长时间,雨季长、降雨量大、冬季不冰的秦岭以南,也成了周的属地。这块新开的疆土,起初由周公、召公管理,于是就有了“二南”。加之周召推广教化,“二南”之地很快与周朝的原有文化融合,出现了毛诗所谓“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的人文地理景观。

    南方诸国气候温润,品类蕃盛,《周南》和《召南》借以起兴的动植物可就多了,有雎鸠、草虫、螽斯、阜螽、鹊、鸠、麕,有荇菜、葛藟、卷耳、芣苢、乔木、甘棠、朴樕,可见葛之覃、梅之摽,可赏桃之夭夭,可观唐棣之花,可以采蘩、采蕨、采薇、采蘋,一派繁茂景象,与关中平原全然不同。我是看到《周南》(也是《诗经》)第四篇的《樛木》,忽然心里一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应该是因为早就沉浸在后世的读《诗》传统里,我颇不能体味《诗大序》所谓的“治世之音安以乐”,也不能善体《论语·阳货》称许的兴、观与群,心里只装着“乱世之音怨以怒”和“诗可以怨”,如六朝时人那样相信,“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我或许早就认定,即便欢喜能让人作诗,也往往不会很好,“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樛木》却似乎完全违反了后世的诗歌标准,把乐和福履(禄)这样的祝颂名词,绥(安)、将(扶助)、成(成就)这样的祷祝动词,坦然地置放在一首短诗里面。

    这首气氛祥和的诗,细想起来,却也有些蹊跷。《说文》释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五行东方木,其色苍青,有淋漓的生气,《白虎通义》谓:“木之为言触也。阳气动跃,触地而出也。”木体阳气,其本性该是不管不顾地往上长,《诗经》里矫矫不群的乔木,才显得是木的本来面目,鸟儿也才会“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樛木呢,按之毛传,“木下曲曰樛”,似乎有违木的本性,隐约有那么点不够进取的意思。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之下,毛诗注曰:“兴也。”朱熹弟子辅广则说,“此诗虽是兴体,然也兼比意”。辅说虽有点首鼠两端,却也说明首句颇难断定是兴还是比——如果是兴,此句与下句的联系,似乎应该更疏远一点,所谓“诗之兴体,起句绝无意味”;如果是比,则联系应该更紧密一点,不该像现在这样,无法直接看出与“乐只君子,福履绥之”的比拟关系。

    既然下不了判断,那就来看郑笺,“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累而蔓之,而上下俱盛”。我们从诗中感受到的祥和,或许根基就在这“上下俱盛”上,因为没有生机的安稳是寂灭。其实即便不用郑笺,反复读下来,也能感觉到里面绵延不尽的繁茂之意,联想到南方的草木蕃盛,人仿佛就在这氤氲的兴盛里福禄安康——这不正是物、人相接时似无却有的破空之感,不正是“全无巴鼻”的“兴”该有的样子?

    《易经》中有一泰卦,下乾上坤,象为天在下,地在上,《彖传》谓:“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卦之所以“吉亨”,正由于能天地上下交通而志同。樛木下曲,葛藟上附,不就是上下交通而志同的泰卦之象?这样看下来,似乎与木之本性相悖的樛木,还略胜一味参天的乔木一筹,如宋人张纲《经筵诗讲义》中所言:“木上竦曰乔,下曲曰樛。乔则与物绝,故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樛则与物接,故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葛藟,在下之物也,以木之樛,故得附丽以上。”

    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三家诗的韩诗,樛木的“樛”作“朻”,按之《说文》,则“朻”为“木高”,如此一来,则“朻木”即是乔木,以上的说解要不成立了。不过,辑三家诗的王先谦,却备引各家说法,力证“纠”与“朻”音义相同,“纠缭相结,正枝曲下垂之状”。倒是维护毛诗的后儒,似乎更加纠结,非要证明“朻”非“高木”,甚至怀疑到《说文》“朻”字的解释“必后人传写之误”。我看大可不必,即便是高木,难道就不能下曲吗?甚而言之,只有高大的树木下曲,方显出就下之义,低矮的灌木,如何谈得上木枝下垂呢?天在地下为泰,山在地下为谦,如果天和山原本就不高,那就是与地并生,根本谈不上“下”交和“下”济,连卦象都难以成立对吧?你看那南国的榕树,气根悬垂,不也长成了一棵棵高大的树吗?


    《樛木》的主旨,历来综括不同,或者这也是作为经的“诗三百”的常态。小序谓:“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妬之心焉。”一路有郑笺、孔疏为其背书,“喻后妃能以意下逮众妾使得其次序,则众妾上附事之而礼义亦俱盛”。主张读《诗》“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原诗虚心徐徐玩味”的朱熹,即便把诗中的君子解为小君后妃,却也老老实实沿用小序。时代略晚于朱熹的杨简,则在《慈湖诗传》中质疑毛传,“今观是诗,殊无后妃之状,惟言君子”,因而将此诗解为君子逮下致福。后人又渐渐把君子坐实成文王,衍化出诗乃美文王屈己下人之德的意思。

    明嘉靖年间,出现一本托名子贡的《诗传》,更是将《樛木》与“二南”之化联系起来,“南国诸侯慕文王之德,而归心于周”。这意思看起来周全,几几乎无懈可击,不料却引起黄道周弟子朱朝瑛的极大怀疑:“《(大)序》曰:‘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故凡咏文王之德者皆属之雅,咏后妃之德皆属之风。风者,言化起于幽微,无形之可即也。”南国诸侯归心文王乃天下之事,是彰明较著的政治行为,谈不上什么幽微,如此解说不免乱风为雅,紫以夺朱,也就怪不得朝瑛先生直斥伪子贡《传》“揣摩最巧,最易乱真”,故“不可以不辨”。

    朱朝瑛这个意思,朱熹也在批评吕祖谦时说过:“东莱说诗忒煞巧,《诗》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宽平,何尝如此纤细拘迫?”从宽平处来看,《樛木》中的君子,或也可以如崔述《读风偶识》所言,“未有以见其必为女子而非男子也”,扩展的范围正多,“玩其词意,颇与《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之诗相类,或为群臣颂祷其上之诗。文王、太姒之德固当如是,即被文王、太姒之化及沐其遗泽者,亦当有之”。

    以上各家括絜诗旨,虽各有不同,却不管是后妃下逮众妾,还是君子屈己下人、诸侯归心文王、群臣祝颂其君,都有一个差序结构在里面,俱从樛木的下曲与葛藟的上附而来。只流传较毛诗为早的三家诗,与此完全不同,跳离了差序问题,直取诗的后句——《文选》收班固《幽通赋》:“葛绵绵于樛木兮,咏南风以为绥。”李善注引孟坚妹班昭语,用三家诗的齐诗义,认此句所从出的《樛木》,“是安乐之象也”。此安乐之象,或许就是我们从诗中读出的祥和之感,只好像无法勾连起樛木的下曲。

    兴许是因为近代以来对平等的强调吧,今人对此诗所含的差序结构,多表示了自己的不屑,如《诗经今注》就认为,该诗大旨是“作者攀附一个贵族,得到好处,因作这首诗为贵族祈福”,《诗经直解》也径言此为“奴隶颂其主子之诗”。这些话里,都隐含取消差序的意思,有当年的时代风雷之声。也有人径直把古注中涉及一国风教的意思取消,称“这是一首祝贺新郎的诗”。

    现在看,只要不把此诗的差序仅看成身份之别,而是兼观性情差异,或许就用不着如此急迫地不满。人之性情不同,各如其面,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言,“在最初的状况下每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跟别人一模一样的,而是生性有差别的,各人适合干自己的行当”。有些人天生是木,有些人天生是葛,那就不用削木为葛,揠葛为木,各按其性就是。《毛诗稽古编》讲到樛木与乔木之别,就有一种“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的好风姿:“樛木下垂,乔木上竦,正相反,而《周南》诗俱托兴焉。一美逮下之仁,一喻立身之洁,各有当尔。”


    对《樛木》中隐含的差序结构的反驳,只是现代解诗者对传统解经方式不满的一小部分,且远不是最激烈的。像此诗小序中的说法,自然招致了现代人的极大不满,“密意深情,多半不离寻常日用之间,体物之心未尝不深细,不过总是就自然万物本来之象而言之,这也正是《诗》的质朴处和深厚处。至于努力为自然灌注道德的内核,则全是后人的心思,如同把《樛木》之意解作‘后妃逮下’一样的好笑”。意思好极,只是这样一来,“诗三百”可就结结实实地回到了“诗”,无法称其为“经”了。

    近代以来,诗歌,甚至是任何文章,对人的训导几乎都已被悬为厉禁,这或许与现代文学所谓的张扬个性有关,也或许跟人应当获得更多自由的主张有关,又或许是与某一阶段的训导过苛有关。可训导自身大概没那么容易被否弃,即便真正在教育中实验过强调自由、避免压抑主张的罗素,也不得不在自己的书中承认:“几乎所有的成就都需要有某种训导……成功地培养出精神上的律条,乃是高层次的传统教育的主要优点。”

    中国传统经学教育,毫无疑问是在提供某种训导。《文心雕龙·论说》:“圣哲彝训曰经。”既称为经,训导便是题中应有之义,诗而为经,也正与训导有关。齐诗说《关雎》:“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渐,讽喻君父。”西汉经师匡衡则言:“《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晏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是不是可以说,诗序反复申说的敦厚之教、讽刺之道,正是它作为经书的责任?

    后妃之解所从出的毛诗,于首篇即开宗明义:“《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正义》将这一段的教化意味,解得几乎题无剩义:“序以后妃乐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细事耳,而编于《诗》首,用为歌乐,故于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风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于其妻,故用此为风教之始,所以风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妇焉。周公制礼作乐,用之乡人焉,令乡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国焉,令天下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于庶民,悉知此诗皆正夫妇也。”我们就此明白,序中所谓的《周南》“王者之风”是指用来教后妃,《召南》“诸侯之风”是指用来教诸侯夫人,所以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诗与训导之间的跳跃,只要不是颟顸狂悖,而是体贴地精心搭建出整体思维图景,在我看来,也可以说得上是一种特别的兴体。明白了这层意思,就不必株守所谓的后妃之德是否作诗者的亲见亲闻,而确认诗序所言是理想中后妃的样子,她们承王者教化,自身也成了“天下之民”的榜样,一个社会共同体必然的立法(nomos)者。这个理想中的后妃,因为是共同体中的非凡人物,她的身位要求她必须如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说的那样(只要把他替换为她),“关心的根本就不是城邦中的某类人如何特别地过得幸福,而是如何在整个城邦中让各类人都过得幸福,用劝服和强制调和邦民们,让他们彼此分享好处,每个好处都可能带来共同福祉。礼法在城邦中造就这种人,为的不是让每个人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是用他们将城邦凝聚起来”。

    或者,不管这个解诗者心目中的非凡人物是后妃还是君子,她/他都必须知道“众妾”心性不齐,民众性情参差,她/他们所有对共同体的善意,都必须穿过纷纭的世间意见才可能实现,因而不免有着崎岖起伏的模样——如施特劳斯说的那样:“少数智者的体力太弱,无法强制多数不智者,而且他们也无法彻底说服多数不智者。智慧必须经过同意(consent)的限制,必须被同意稀释,即被不智者的同意稀释。”

    如此看来,无论樛木长得怎样高大,使枝干下垂竟是对它的基本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樛木才能接引葛藟向上,一点一点显出盛大的样子来,否则,就会有“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的彷徨无归之失。

    《文选》中收有一篇《寡妇赋》,出自有名的美男子潘岳,其中就用到了《樛木》:“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嫔于高族。承庆云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顾葛藟之蔓延兮,托微茎于樛木。”李善注云:“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托樛木,喻妇人之托夫家也。《诗》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以李引此诗为释,“是古义相承如此”,与毛诗的后妃逮下说不一致。我因觉得赋中依托之意过著,有失诗的刚健质朴,原不想单独提及。不意因新材料出现,又不得不回到这个问题。

    一九九四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一千二百多支盗挖的竹简,其中二十九支是对《诗经》的解说,因有一简出现了“孔子”合文,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便称其为《孔子诗论》。此论中与《樛木》篇有关的凡三处,只“樛”写作“梂”,释读者认为两字音同,古可通用。三处文字分别是(方便起见,用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本):“《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盖曰终而贤于其初者也。”“《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樛木》,福斯在君子,不……”

    第一处的最后一句,各家释读意见不一,不过大体意思可知,即上面七首诗,都是经过一个(练习、行动、读诵)过程,最后的结果胜于当初。以下仍取陈桐生综合的各家说法——《关雎》是诗中主人公由好色改到礼义;《汉广》是诗人意识到追求游女的难度,理智(知)地放弃了;《鹊巢》是女子得嫁诸侯;《甘棠》是人们不再砍伐召公曾栖于其下树,用此回报(保)召公之德;《绿衣》抒写对亡妻(或出妻)的思念,《燕燕》饱含兄妹真情,思与情后来都得到了净化。《樛木》之“时”,则有释为“天时”“及时”“时会”的不同,不过结合后两句简文,意思也不难明白,大意是说,如葛藟依托枝干下垂的树而上行,君子要抓住跻身的时运,实现自己的福禄之求。

    现在真存着点读书心思的人,看到福禄两个字,心里会有隐隐的不舒服吧?“君子固穷”,读书人不该是心思高洁,不理会进身之事吗?不过,古人大概没这么局促地非要拒斥世俗,君子的身位本来就是在社会之中的,《白虎通义·号》所谓:“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在人群之中,又以自身行事调节社会种种,正是对君子的郑重要求。《易·节·大象》:“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那些将要成为立法者的君子,法圣王而上出,如葛藟托樛木而上,不正显示出胸襟的磊落光明?离群而索居,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何以为君子?

    《庄子·徐无鬼》中有个故事,讲的是相术精湛的九方歅为子綦相其子,说那个叫梱的孩子最吉利。子綦询问原因,九方歅曰:“梱也将与国君同食以终其身。”子綦索然出涕,九方歅严厉地说:“夫与国君同食,泽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闻之而泣,是御福也。子则祥矣,父则不祥。”御福,推开将至的福气也。开明通达的君子,即便身处窘迫,也不应择穷固执,消除向上可能,而应“处困而亨,无所怨悔”;在时机确认之后,更不应因御福而招致不祥,而是“当行而行,无所顾虑”。

    人之一生,总会遇到某些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并且会悄无声息地突然来临,对此必须充分留意。“据希腊人的古老传说,Kairos [时机]为众女神之一,其角色有点像罗马人传说中的Fortuna[命运女神]。从希腊诸神谱图中可以看到,Kairos 身上有展开的双翅,手持天平,一副在世间主持公道的样子。奇怪的是,她前额有密发,后脑勺却光秃秃的——据说意思是:谁不会把握时机,就只会拽住这位女神的后脑勺(等于拽不住命运)。另一解释说:谁如果不把握时机,谁的头发就会被剃光(倒霉)。”

    机会与时运,并非常常而有,也非强求可致,往往一闪即逝,如鸡蛋孵化时,小鸡在里边啐,母鸡在外边啄,必要啐啄同时,才会豁然脱壳。就仿佛天生樛木,也须葛藟生在树旁,且自身有向上愿望,又要待春夏草木方滋,方有援之而上的可能,稍有错失,时机将“亦莫我顾”。原本吉祥止止的一首诗,竟于此得失之际显出新发于硎的锋利。这锋利扫去了因理解偏差加于诗上的陈旧色彩,在时空中磨砺得玲珑剔透,隐隐于温润中透出跃跃而动的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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