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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文学的四种审美误置
    • 作者:李俊国 更新时间:2010-01-13 06:24:31 来源:东方之光东方文学网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3170
    [导读] 当前中国文学取得了多方面的创作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 下面以近20年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以文学症候为研究视角,以文学病理学为分析方法,探析近20年中国文学。 日常审美:简淡的“日常

    当前中国文学取得了多方面的创作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
    下面以近20年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以文学症候为研究视角,以文学病理学为分析方法,探析近20年中国文学。


    日常审美:简淡的“日常”与庸懒的“审美”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作家一头跌入世俗生活的日常写实中。谈恋爱、办婚礼、过日子、生小孩、洗尿片、订牛奶、锅碗瓢勺、扯皮打闹……“活着”,“过日子”,成为池莉、刘震云、张欣、苏童、刘恒等作家共通的文学叙事方式。对于此种状态,文学批评家将它命名为“新写实”,文学理论家借用后现代主义美学,将它定义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确,文学的“日常生活审美”,体现出文学与“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自我生存和后代繁衍)”的当代理念相关,显示出文学“关切解决‘个人’在其环境中面临的问题的思维”,相对此前中国文学的宏大叙事而言,“新写实”文学“非神圣化”的某种后现代主义美学属性表现明显。但是,一种文学现象的新质,并不能掩盖它与身俱来的一个主要问题:仅有“日常”而缺乏“审美”。
    一是 “唠叨话语”。 “唠叨话语”从语义学层面剖析,它实际上是语言的简单性重复,是语言的自然性显现。它的话语形态是简单。简单的背后,显示的是话语使用者对文学语言多功能的放逐与无为!当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家大多以“唠叨”作为自己的文学语言,当一个民族的文学阅读皆沉溺于简单而自然状态的“唠叨”审美之中,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文学语言曾经形成且应该具有的人性雕刻力、审美表达力以及话语张力感和个体超验性,统统消逝殆尽。余下的,只剩些幼童式的呓语与老妇般的唠叨,这不能不是中国作家们在文学语言方面显露出的无为与无能。虽然,文学话语与日常话语同源,但是,“文学话语又时时制造一种美学分裂,它企图挣脱日常话语,从而葆有一个日常话语无法企及的语言空间”。
    二是日常叙事文本的直线叙事方式。自然时间观,支配着近20年中国文学日常叙事方式。人的日常生活程序,人的现世生命过程,故事的发生发展结局,这一类所谓实生活,真样态,成为作家结构文本的思维方式。文学,仅仅为了“复制”日常生活,或者,成为日常生活的文字版。因此,单向度的直线式叙事方式,成为中国作家们的首选。面对繁杂的“日常”,我们缺乏多样态呈现和立体性构思的“复调”文本,少见从日常碎片里营造出“瞬间审美”式文学景观的能力,难寻现代作家张爱玲《传奇》、当代作家方方《风景》,那“状人生之态,传人性之奇”的人性表现佳构。即使当今时代,“文学遭到了非神圣化洗礼,但这并不是说文学它被消灭”,从另一角度而言,“这才是真正从事文学的时代”。文学进入“日常”,正应是“审美”从“日常”中流淌与升华。然而,在中国文学世界里,“日常”凸显于前台,而“审美”却流失于“日常”的“克隆”之中,这就是近20年中国文学的症候之一:简淡的“日常”与庸懒的“审美”。


    身体叙事:堕落的“身体”与货币化“欲望”


    近20年中国文学的另一种状态,是由“女性”、“身体”和“欲望”这三个关键词合成的女性身体写作。 “女性”将自我的“身体”置于当代中国文学,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当池莉们热闹地进入市民的日常市俗生活写真时,林白、陈染们正在悄悄地,然而也是倔犟地将女性意识与身体体验及其个人性的隐秘经验置于文学的世界,确立了日后被学术界所认可并肯定的“女性身体写作”。北诺,多米(林白小说女主人公),肖濛,黛二(陈染小说女主人公)们,以女性的心与眼、以女性身体的温热与敞开,以看似放浪实则“优雅而又不失尖锐的姿势”,或伫立于“裸窗”前,或穿巡于父子两代的男性情欲世界,或游走于大学校园等“单位”的人事纠葛与浪迹海外那“无人的风口”,或徜徉于“回廊之椅”,品尝着人世的虚浮,女性情爱的虚空与宿命,乃至女性身体的优雅与生命的“枯寂”。然而,这种女性身体修辞学的“胜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潮涌般的商业文化语境中,竟是那样的短暂。继起的女作家棉棉、卫慧们,借用着林白、陈染们用“身体”趟出的文学通行证与学理的合法性,肆意地放大着有关“女人”,有关“身体”快感,有关“欲望”放纵的内核与边界,收获着来自“文学”和来自“市场”的双重利润。在林白、陈染那里,我们欣赏到女性世界的新鲜与深切,触摸到女性作家们精神的标高,那么,在卫慧、棉棉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身体”、“性”、“欲望”、“快感”如何按照男性文化意识与货币增值规律等“社会编码规则”,变幻成具有交换价值的文化商品的审美附加值。在“男性偷窥”文化语境中,在以娱乐快感的基本原则的消费主义时代,“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与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工具约束”。透过女性身体叙事在近20年中国文坛的突现与流变,我们看到的是文学的“女性”与“身体”及其“欲望”,如何从“致命的飞翔”的精神高端跌落到市井商场的文学事件。


    狂欢游戏:“戏谑”的价值误置与“狂欢”的审美错位


    狂欢式写作的文学作俑者,一位是王朔,一位是留学海外的王小波。这两位皆不具备“作家”身份资格的写作者,撬动了宏大神圣正经的中国文学板块,开展了一场以睿智而戏谑、调侃而幽默、放纵而狂欢为特征的文学写作方式。但是,好景不再。1994年前后,这场“精神狂欢”的文学景观,瞬间变幻成“游戏性狂欢”的大众文化消费快餐。成为这场狂欢转向的标志性作品,是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恒为这位生活困顿、一路坎坷的下岗工人张大民,赋予了弃圣绝智、戒除一切“烦恼”、杜绝一切“思想”、善于“贫嘴”、化苦为乐、化悲为趣的“幸福”天赋。这是中国文学的狂欢叙事的一次重要转换。一是叙事对象的转换。狂欢的对象不再是处于社会“上位”的人事,而是城市市民底层的贫弱者。二是价值方式的倒置与审美导向的倒错。此前的作家是对“堂皇”、“神圣”者的揶揄与解构,而刘恒则开始了对卑贱者的嘲弄与玩耍。然而,就是这篇充满着文学价值倒置与审美倒错的小说,一旦与影视艺术对接,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相伴的,是影视剧创作的“帝王”喜剧系列;是舞台小品以“赵本山家族”为代表的“草根”喜剧小品。历史题材《戏说乾隆》《康熙微服私访》《宰相刘罗锅》《铜齿铁牙纪晓岚》等影视剧,以游戏、反串、错位、夸张、亵玩等后现代大众艺术方式,在快意休闲的风格趣味中,悄然地重塑出亲民笃实、童趣可爱的帝王人格,传递着极为陈旧的历史哲学观念。


    底层—民间书写:温情复制的“底层”与精神退场的“民间”


    “底层”与“民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发现并予以高度的关注。“底层”与“民间”,前者偏于社会学概念意义,后者偏于文化学意义,但它们的实际载体,是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芸芸大众。“底层”社会也好,“民间”世界也罢,它们往往是良莠并存意义杂糅的混沌状态。因此,当代文学的“底层—民间”叙事,必然考验着中国作家的面对这类复合价值混合体的精神姿态与价值选择。换句话表述:面对“底层”的实体性真实与“民间”的想象蓬性真实,我们如何把握与区分所谓“真实”的“现实逻辑”与“精神逻辑”的非同质性甚至悖离性问题。循着这种“追问”,我们不难发现“底层—民间”书写中的相关问题。其一,“活着就好”与“温情地受难”。池莉小说的描写,典型地体现出温馨复制“底层”的写作倾向。展示“烦恼”原来是为了消解“烦恼”。“烦恼”为底层人生之表,自我消解人生烦恼,才是小说的精神底子,是池莉小说对“烦恼人生”的温情复制。与池莉“活着就好”相呼应的,是余华“温情地受难”式的底层叙事。值得注意的是,余华的底层苦难,并不追问“活着”的价值与方式“活法”,仅仅只关注人是否“活着”。余华这样认为:“作为一个词语,‘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余华以自我怯弱心态,以奴性顺从心理,以现世无奈的犬儒哲学,从“苦难”底层中塑造出徐福贵、许三观这类“温情地受难”式的文化偶像,从而在“冷酷剥夺弱势群体的孤苦诉告权的同时,又慷慨地豁免了现世秩序及其历史本应承担的道义与政治责任”!其二,底层的愤怒与泛道德化人格。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结构模式,极容易形成中国作家城乡二元对立的情感方式。20世纪90年代骤然铺开的城市经济改革,金钱与人性的冲突,欲望与伦理的冲突,道德与历史的冲突,更加激烈而尖锐,90年代的中国都市,更容易引发仅仅依凭传统文化精神资源进入都市的中国作家的厌恶与愤怒。像陈应松的“神农架小说”系列,虽然在表现底层山民的愚顽与麻木、沉默而冲动、混乱与贫困、失望而沉痛的生存状态方面,无人比肩,但是,陈应松的底层苦难,统统化为某种情感性的愤怒。“他们的存在是这个社会尖锐的疼痛”,面对苦难的愤怒,极自然地形成作家对底层人格处理的泛道德化模式。“我依然一如既往,热爱农民和下等人,也就是说,热爱我童年接触到的一切,热爱我的阶级”。因此,陈应松赋予底层山民们“善良”品性。凡善良者皆有好运,凡恶毒者皆有报应。苦难底层的人性,被作家作了泛道德化的简单处理。其三,“民间”的想象蓬性漂移。由“底层”拓展到“民间”,开始了中国作家对于民间肆意地想象蓬性漂移。陈应松的故乡是湖北公安,他将自己故乡想象蓬为神秘文化圈的“民间”。作家无力面对现世底层苦难,有意从20世纪中国民族灾难与精神疼痛的现实历史场的精神撤离。如果说陈应松所虚拟出神秘恐怖的“民间”,那么,作家刘庆邦则一度陶醉于温馨而浪漫的“民间”想象蓬。《春天的仪式》,无异于乡间少女怀春的浪漫想象蓬物。刘庆邦的民间,是由朦胧而躁动的“性”,由各色各样热闹繁华的庙会元素所构成。这样的“民间”书写,意在引导读者遗忘贫穷愁苦的现世底层,陶醉于繁冲淡、丽喧闹的庙会“仪式”与人的“性”欲望的双重狂欢。想象性的快意“民间”,成为作家有意冲淡“底层”悲苦的阅读兴奋剂。
    “症候”的病理性分析,可以有多种原因,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作家对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书写,缺乏必要的文学应对能力。或者说,文学的精神性能力与文学的审美性能力的双向缺失。近20年中国,作为一个特殊时段,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和生动感,应该说,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异常活跃而丰富的社会文化资讯及其生成土壤。中国作家在应对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时也进行了多元拓展与多样实践。正因为这种文学的努力与活力,才形成近20年来中国文学蔚然大观的文学面貌。近20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生动性与丰富性,为中国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异常活跃而丰厚的文化资源与生成土壤。本文对当代文学的症候分析,目的正在于促使我们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更科学更健康地应对当代中国日益繁盛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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