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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文学印象
    • 作者:文羽 更新时间:2010-01-20 03:29:00 来源:东方文学网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4334

      

             2009年对于文学界来说无疑是个极重要的年份,与举国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整体氛围相适应,文学事业、文学创作均迎来了大面积丰收。特别是文学座谈会成功召开,刘云山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就文学创作的精神价值取向问题、时代主旋律与多样化问题、作家要开掘社会生活深井问题、继承与创新问题、以更宽广的胸怀面向世界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多有启发意义和指导意义,引起文学界广泛热烈反响。在这个年度里,文学界精神振奋,创作势头昂扬,呈现的诸多亮色让人欣喜与振奋。

      2009年是我国加快文学“走出去”步伐的一年,150余人的作家团大力度参与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在论坛、签售、联谊等环节中均彰显了中国作家的自豪。主动登上或主办多个国际性文学论坛,建立多个国际写作营,推出中国作家翻译计划等等,主动发出我们的声音,积极开拓文学工作的国际视野,显示了中国作家积极面向世界的自信,对中国文学的带动和鼓舞意义都极为巨大。

      中国作协对网络文学这个平台的积极关注、引导也富于成效,比如,建立知名网站联系会议制度,制定业内约束性规范,盘点、理清十年网络文学发展情况,梳理网络文学思路,对网络作家主动进行培训,也已产生积极影响。人们普遍意识到,网络文学在经营盗墓、鬼怪、玄幻等类型化写作之外,吸收纯文学营养其实更为重要;同时,业内也认识到了积极遵守相关规范对于网络文学发展的必要性。

      在作家维权方面,2009年也成果突出。中国作协为中国作家集体维权,与谷歌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较量,斗争还在进行之中;发表公报,为毕淑敏、周国平和史铁生、棉棉等作家维权,赢得多方好评。在多个作家著作权利受到保护的同时,加大清理“问题会员”的力度,获得广泛认可。作家普遍感到创作、生存环境日益改善。

      创作的收获也让人欣喜,作家面对新中国的来之不易,面对新中国60年的成长,文学的书写格外庄重与勤勉。作家们回顾往昔、面向当下,努力以形式多样的文学创作向祖国母亲献上一份厚礼。那些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作品,那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作品,在本年度留下很深的印记,得到了较一致的社会赞誉。比如,王树增的非虚构巨制《解放战争》全面叙述解放战争几大战役艰苦壮烈的历程,基于丰富史料基础上的充沛细节和鲜活的人物形象,构成作品无可置疑的文学质感,深深吸引了读者。正因为没有刻意提炼、咀嚼、编织,使得人们深感新中国来之不易,读罢对我们的领袖与先贤敬意倍增。老作家林希的中篇小说《岁月如诗》对一个学生地下党在解放前夜生死相许的壮烈之举的描写,举重若轻,感人至深。还有大量作品从不同角度歌颂祖国建设成就,反映各行各业的新面貌,唱响了高歌猛进的时代旋律。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我的天堂》把苏州一个城市30多年的发展与国家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写出了文脉昌盛之地经济腾飞的历史必然。黄传会的报告文学《为了那渴望的目光》对“希望工程”20年的深情回顾,反映了这项事业背后党和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对贫困人群子女的深切关爱。蒋巍的报告文学《灵魂的温度》聚焦弘扬和实践感恩图报、甘于奉献的传统美德的“春晖行动”,张扬父母恩、家乡情、祖国恋,重现了一个个感人的实例。胡银芳的纪实文学《英雄大爱》对新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不朽功勋的歌颂,是从邓稼先与夫人许鹿希相互托付一生的角度来写的,透过素朴而扎实的叙事,人们感觉到“只有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这句话的份量。触及医疗改革问题的王鸿鹏的《十三亿人乐了》,从一个医院改革后的新面貌入手,反映了医疗问题实际上关乎对人的关爱、呵护,也凸显了人口压力背景下医疗问题的紧迫。与此同时,几个全国性的主题征文也收获了惊喜,如人民日报社、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放歌60年”征文活动,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祖国在我心中”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征文,《诗刊》《民族文学》杂志社等举办“祖国颂”征文活动或推出国庆专刊,共收到来稿数万件,老中青几代作家感情充沛,以小见大,记录时代发展,见证历史巨变,歌唱祖国,礼赞共产党的领导,颂扬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留下了不少思想和艺术品格俱佳的作品。

      而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年的氛围中人们看到,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与多元共荣呈现令人更为惊喜的局面。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少数民族作家写作人数增加,创作水准明显提高;人口较少民族作家逐渐大踏步走上文坛,55个少数民族作家都有了自己的书面语作家和中国作协会员,他们对自己民族历史、现实和生活有着更牢固而执著的依恋,笔下文字的多元色彩吸引着更多的人。比如,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是世界性“重述神话”的项目之一,作品的成功显然有赖于作家的深厚积累与知性照耀,不单通过对藏族史诗的全新诠释,激活了格萨尔王在人性与神性、使命与伦理之间的挣扎的历程,而且更深层次地反映了藏民族的智慧和坚韧。历史与现实、主人公与说书人两条线索,大大拓展了作品蕴涵的思想价值。土家族女作家叶梅的小说集《妹娃要过河》对土家族历史文化,以及对女性命运的揭示,融会了作家对南方那片热土的炽热之情与深情眷恋,体现了女性作家的扎实功力。满族作家叶广芩的中篇小说《三岔口》《小放牛》等对传统文化的礼赞,对人性的细致揭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国作协举办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高级研讨班,对55个少数民族作家进行为期数月的培训,通过学习、实践提高少数民族作家素质,促进多民族文学共同繁荣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民族文学》藏、维、蒙文字版创刊出版成功,有效扩大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落成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正式开馆,为民族文学教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文学作为“人学”的力量在2009年继续得到彰显,一大批作品因直指人心的深度引起关注。比方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正如《人民文学》的授奖词所言,着重揭示了“在茫茫世间,人寻求安顿,人的孤独无从告解,他迎风而行,寻找和等待千万句中那直指本心的一句”。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围绕一个偏远山区小学里几位民办教师常常陷入困顿、无奈和琐碎的生活,展示了中国乡村知识分子怀着希望的执著、坚韧与质朴的精神品质,也传达了作者对乡土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多种复杂问题的反思。高建群的长篇小说《大平原》对上世纪20年代末到现在西安附近平原地带不平凡历史变迁的反映,写出了中国老百姓经受的苦难、人性的光辉,写出了今天是历史的延续的真理,特别是把现时代普通群众中蕴藏的伟大精神耐力做了充分的揭示;传统白描与大写意的相济,显出了作品成熟的大气象。王晓鹰的长篇小说《长街行》通过对上海一条巷子里普通居民命运的书写,细致入微地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女性在时代剧烈动荡中的思想与情感轨迹。同样,曹征路的《问苍茫》、王十月的《无碑》以沿海地区底层打工族的命运为主线,体现了对城乡矛盾、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对普通人的命运寄予的同情让人感慨。钟求是的小长篇《零年代》取材小人物的感情生存、生命和生育的新难题,折射出大时代背景下人面临的诸种情感困境,有着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军事文学、部队题材文学的疆域里,多样化的创作景观依然体现得较为充分。其中周大新的长篇小说《预警》尤有开拓意义,作品虚构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部队高级干部进行多方面诱惑以窃取军事机密为主要线索,提出当今军队干部必须提高抵御各种风险预警的能力这一重大课题,情节曲折,叙述老到,人物形象现场感强烈,极撼人心魄。年轻作家王凯的《全金属青春》则通过军校学员生活的描写,刻画了一群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年轻生命的激昂与热烈,赢得了不少好评。徐贵祥的长篇小说《马上天下》延续了作家一贯凌厉、奇幻的风格,通过对一位大别山区财主之子陈秋石从书生到我军高级将领、极富历史传奇的一生的描写,反映了上世纪初到解放前后广泛的社会生活,对战争与和平、勇敢与怯弱、忠诚与背叛等问题进行了有深度的追问。福建作家阎可欣的长篇小说《地平线》、湖北作家何存中的长篇小说《太阳最红》对我国红军历史的形象刻画,部队作家王波的纪实文学《毛泽东出兵山西》等作品对我军领袖战略决策的个性化再现,也很有感染力。

      海外华人作家创作的集体上扬,是2009年的一个突出现象。多种人生经验的书写,多样化的艺术追求,显示了蓄集后的力量,为我们打开新的域外之窗,将绚丽的景致推在我们面前。人们发现,这批作家出道虽有迟有早,但创作态度一律严谨、执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肯花大量精力进行华人命运的史料辑查,所以能揭示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华人漂泊史内幕,并凭创作主体自身的文化敏感,将笔触探入现代文明的深处,在不同族群文化中展示海外华人作家对人生价值、对生命意义的深度探寻,所表达的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和价值信念尤其令人生出多样感触。比如,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通过一家三代人在加拿大数十年的艰辛闯荡,凸现了华人极为顽强的开拓精神与生命中特有的韧性。陈河的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以一种游侠式的轻逸之笔,演绎了一位加拿大华裔青年在“二战”中的悲剧人生;高产的严歌苓推出的长篇小说《寄居者》有“中国的辛德勒名单”之韵致,书写旧上海中国姑娘与犹太青年的那段情感往事,充满了偶然与纷乱、忠诚与背叛的凄美情调,把动荡时代人们的美好追求汇在笔端,让人难忘。为见证海外华人写作力量的崛起,《人民文学》特辟“新海外作家专号”。从其中所集中呈现的陈谦、袁劲梅、张惠雯,及前文提到的陈河的作品看,这些远行的人们,为我们的文学开辟了新的天地,他们的状态显示了汉语文学前途的不可限量。

      同时,在本年度文学创作中,也反映出一些新老问题仍然在困扰着文坛,创作力的旺盛与群众满意度的差距依然存在,文化总体繁荣前提下文学影响力的不足依然明显,创作数量大与质量低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人们不满意那些表现个人欲望、缺乏生活底蕴的作品,但事实上,这类作品往往数量还不小。人们痛恨“官本位”“长官意志”和“潜规则”,但那些以官职为书名的所谓“官场小说”却占着不小的文学图书销售份额。这些作品往往于花哨的情节中展示着很陈腐过时的观念,有意无意地推崇了权力崇拜等观念,引起不少人的反感。同时,人们也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力可提升空间巨大,文学的世界影响力需要思想的冲击力,这是多少年来被反复证明的。其实,机械复制也好,想象匮乏也罢,都源于人们对思想力的漠视,如果我们满足于跟在市场后面,以提高文学的GDP为主要旨归,就只能在克隆或模仿中兜圈子,离现实越来越远,离普通群众的生活越来越远,文学的精神也就会更多地流失,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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