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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无法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
    • 作者:叶匡政 更新时间:2010-01-26 03:39:00 来源:东方文学网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7705
    [导读]编者按:老叶的文化批判性文章近年引起文化界关注,在于作者的学识与胸襟,扎实的功底,高远的视角,相信您会有同感。(卜一)

     

        由于电影《孔子》的宣传声势,很多人对了解真实的孔子有了兴趣。事实上,因为时代久远,我们已无法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但能肯定的是,即便那个留存在一些可信典籍中的孔子形象,依然与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孔子,有很大差异。

        记录孔子生平言行,除《论语》和《春秋左传》外,散见于《春秋公羊》《春秋谷梁》《孟子》《礼记》、《孔子家语》等一些典籍中。当然第一个为孔子写出完整传记的是司马迁。虽然后代学者,多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对史料并未作严格筛选,真伪相间,甚至条理有些紊乱。但不能否认,《孔子世家》却成了后人了解孔子生平的一个基础。唐朝时,韩愈就曾发出感叹,要探知孔子时代的实情已不可能。何况今天呢?不过,我们还是能通过一些史料,来尽力发现一个真实的孔子。

     

                孔子首先是一个快乐的人

        如果我们认为孔子是一个刻板、无趣的老学究,那就大错特错了。孔子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创造快乐哲学的人。《论语》的开篇,就用“悦”“乐”“不愠”四个字,给学习定下了一个快乐的基调。儒家思想中对于快乐的肯定,也明显多于其他各家学说。孔子对于学习还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强调的仍然是学习的快乐精神。

        有一次,叶县的县尹对孔子的个性也很好奇,就问子路,说:“你们先生孔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呀?”哪知子路一时答不上来,只好回来告诉先生。孔子对自己有过一个精采的自我介绍,他说“你为什么不这么回答他呢:这个人呀!他一发愤时,连吃饭也会忘了。心中感到快乐时,就会把一切忧虑全忘了,连自己已经到了老境也浑然不觉。”孔子急急地嗔怪子路说:“你为何不这般说呢?”一副快乐老顽童的模样,跃然纸上。还有一次,孔子和弟子在路上碰到一人邻居,对他大喊大叫道:“伟大呀孔子!,你好像什么都会,却没有一样可以让你成名”,孔子听了,戏谑地对弟子说道“是啊,我会点什么呢?是驾车呢?还是射箭呢?我还是驾车算了。”那神态即是自嘲也是玩笑。这些都是《论语》中的记载。

        孔子对快乐的要求也极为简单,他曾说:吃着粗饭,喝着白水,曲着臂膊当枕头用,快乐就在其中了。所以,他对颜回的赞赏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快乐多么容易达到。孔子还喜欢开玩笑,常常故意搞怪。比如有一次,一个叫孺悲的人来找孔子,此人曾向孔子请教过。但那天孔子不知为何,不想见他,就让门人说自己病了,见不了他。哪知门人刚走出去,正想传话呢,孔老夫子竟在里屋拿出了瑟,边弹边唱了起来,故意让孺悲听到,好像在告知对方:我不但在家,而且还很高兴,就是不见你。这样的待客的方式,让人忍俊不禁。

        《论语》像这种表现孔子这种热情的地方,还有很多。可能正因为孔子是一个充满了快乐精神的人,所以即使他常常碰壁,也总能从失败的不快中走出来,还注意不时让身边的弟子也放松一下。《史记》中记他周游列国,在郑国和弟子失散后,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城东门口,被郑国人看见了,就对寻找老师的子贡说:“东门那里站了一人,他的额头像唐尧,后颈像皋陶,肩膀像子产。可是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落魄得像个丧家狗。”这个郑国人倒很有文化,讽刺起人来也带着典故。哪知当子贡把这些话转述给孔子听时,孔子反而笑了,自嘲地连连说道:“说我像一只丧家狗,还真是像呵,还真是像呵。”一点也不以为意。
     孔子也是最早把音乐当作快乐之源的人,而且从来不掩饰自己对音乐和唱歌的热爱。所以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会三月不知肉味,并惊叹:没想到音乐之美能到这个境界。
        在孔子看来,人的生命与快乐,有一个与音乐互相呼应的世界,而音乐能充分让人体会到生命的这种快乐。孔子几乎天天都要唱歌,除非某天有丧事,才可能让他停下歌喉。孔子还喜欢与人一起合唱,碰到有人唱得好的,必然让他重复地唱,细听对方歌唱的妙处,才与对方一起相和而歌。这些都是《论语》中记载的。

        所以当他的弟子曾哲说出自己的人生理想是:“遇到暮春三月的天气,穿着新缝的单夹衣,约上五六个朋友和六七个童子,一起结队去沂水边,清洗面手,一路吟风披凉,直到舞雩台下,大声歌咏一番,然后再慢慢地回家。” 曾哲的这个话还没有说完,孔子就大声地叹道:“你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呵。”从孔子的这个理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直追求是一种快乐而率真的生活。所以他憎恶虚假与伪善,他说:“把怨恨隐藏起来,表面上装作对人家友好,我对这种行为感到耻辱。”他也会对粗鲁无礼的人大发其火,甚至用手杖打别人小腿。孔子用他的生活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快乐不仅是一种生活理想,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何说孔子是一个政治改革者

        当下国人对孔子“至圣先师”的身份,是多有认知的。但一般人并不是特别明了,孔子何以对中国如此重要?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改革者,他的政治哲学,可以说影响了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制度。当然,孔子作为一个改革者,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政治哲学,如今留存的史料,很难证明他推行过任何事实上的政治改革行动。

        孔子虽有贵族血统,但年轻时比较贫困,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他出生时父亲即已去世,也有说他三岁时父亲去世的。孔子母亲去世也不知其年,但多数认为是在孔子17岁以前。《孟子》中记载,孔子年轻时做过管仓库的小吏,目标是“账目要对头”,也曾做过管理牲畜的小吏,目标是“牛羊长得肥壮”。孔子虽胸怀大志,但由于没有继承相应的社会地位,所以一切只有依靠自己努力。

        那是一个政治权力世袭的年代,也是一个流行政治权谋与辩才的年代,由于孔子家族的衰落和他率真的性格,注定了他无法在实际政治中扮演一个成功者。在他那个年代,只有从政才能获得名声和成就。虽然《史记》认为孔子在鲁国曾做过中都宰,然后官至司空、司寇,包括《孟子》《左传》都有这种记录。《左传》中甚至记载了公元前500年,孔子作为鲁定公之相,参加了与齐国的一次会谈,叫夹谷之会。凭借智慧和勇气,孔子挫败了齐国兵劫鲁定公的阴谋,还让齐国归还了鲁国的土地。然而,这个传奇,千百年来一直被学者怀疑,认为基本属于杜撰。因为如此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果真的发生了,不可能在《论语》中会只字不提。与其相关的还有鲁国司寇的说法,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左传》对鲁国的历史,记载的极为详细,如果孔子真的担任过这个职务,那么《左传》应该有大量关于孔子政绩的描述,然而却没有。

        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孔子担任过此职,但也有学者考证,认为孔子做过司寇,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官职,一般由重要的贵族担当。有史料表明,在早期鲁国司冠一直由臧氏家族担任。如果孔子真的担任过如此重要的职位,很难想象《论语》中会没有任何记录。更多的可能是,孔子当时在鲁国只是担任过类似政府高级顾问之类的闲职,为君王或当时的当权者提供一些国事咨询。

        所以相比于孔子实际的从政生涯来说,更为重要的还是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孔子提出 “士志于道”,也提出了“君子”这个概念,多次强调了以德行和才能选择官员的重要性。在孔子的观念中,知识分子是“道”的承担者,明道与行道是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孔子对中国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为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道统”,来与执政者所代表的“政统”相制衡。虽然今天知识分子又丧失了这个道统。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孔子认为臣首先要服从道,大家共同认可的公共精神,缺乏对这种公共精神的坚守,孔子认为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臣。道统的依托为“道”,所以它比政统有更高的权威。用代表世间真理的道统,来抗衡君王代表的政统,最终从精神上驾驭政统,自孔子之后成为儒家的社会理想。孔子的期望是,用政治统领社会,用学术统领政治。孔子期望的学术也是源于民间的学术,不受政府钳制的学术,这是他开坛设教的真正动因。

        可以说,孔子奠定中国政治治理的很多常识。比如在“子贡为政”那个著名的章节中,孔子就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看得比军备和粮食更为重要,认为是一个政府存在的基础。孔子在粮食和信任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信任,他的真实意思是,执政者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对民众有过多的损害,执政者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敛财和攫权,而是要设法给民众带来福利与幸福。孔子认为执政者对民众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这也是孔子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对民众不应该有不做什么的严厉规定,而只应该有做什么的典范式引导;不应该是用恐怖来统治的警察国家,而是一个执政者与民众合作性的社会。孔子的很多政治理念与现代民主观念是相通的,强调的社会的理解与合作精神,不是刑罚与严惩。这些政治常识直至今天,看来仍需普及。

        孔子的政治哲学,为此后的中国迎来了一场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新。他强调不以世袭和出身,而以德行和才能选择从政者。孔子虽然没能使弟子们得到世袭的权力,却巧妙地让他们拥有了“君子”之名。从此,“君子”指的是饱学之人,而与贵族身份无关。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内,世卿世禄的贵族世袭政治,开始从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

        

        由于孔子被历史的各种误解和错读太多,又恰逢当下这样一个历史观缺失的年代,要在民众心目中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无疑是是艰难的。但有一点能肯定,孔子既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个圣人,他不仅在政治上构想了一个理想国,也为中国人建立了一座心灵的教堂。在这个理想国中,每个人无论他的出身如何卑贱,都能享有生命和知识的尊严;在这座教堂中,每个人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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